为求生买假发票钻新农合空子

　　尿毒症女孩骗保连累17名亲友

　　本报记者 何金燕  实习生 彭莎

　　通讯员 廖朝晖  文/图 发自衡山

　　“弃婴”“尿毒症”“骗保获刑”……是聂水华这个80后女孩身上的标签。

　　24年前，聂炳光在办公桌上拾捡了一个女婴，颇有些文化的他，借用莲花的别名“水华”为女婴命名，希望女儿“出淤泥而不染”。

　　聂炳光曾担任村干部，经常教育父老乡亲要遵纪守法。可如今已年过六旬的他，竟因诈骗罪走上法庭，只因为了孩子。

　　2012年7月14日，聂水华被意外确诊患有尿毒症。她计划中的婚礼被迫中断，求生的欲望推着她铤而走险。她先后用自己及亲友的身份证购买24份虚假住院资料及发票，在衡山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骗取补偿款42万余元。

　　近日，衡山县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聂水华有期徒刑6年。

　　“骗保”成了聂水华心中永远的痛，她告诉《法制周报》记者，“它(“骗保”)没拯救我的生命，却给我整个家庭蒙上羞耻。”

　　◎2012年7月14日，聂水华被确诊为尿毒症，养父聂炳光当即决定要把肾给她。他拉着女儿的手说：“水华，别怕，爸爸哪怕死在手术台上，也要治好你。”

　　◎求生的欲望推着聂水华走上了一条违法路。2012年7月至12月间，她先后用自己及亲友的身份证购买24份假医药费收据及假病历资料，去农合办骗取补偿款共计42万余元。

　　◎因病魔突袭，聂水华计划的婚礼被无限期延后。去年年底，丈夫甚至向她提出离婚。但年初过生日许愿时，她还是希望能穿一次婚纱。

　　出生：

　　办公室拾来的女婴

　　10月30日，天空飘着小雨，略显凉意。衡山县莲花路39号三楼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出租屋内，《法制周报》记者见到了聂水华。她伸出骨瘦如柴的右手，来了一个礼貌性见面礼，脸上挤出一丝苦笑。

　　“我以前不是这个模样。”刚碰面，聂水华就从枕边翻出自己两年前拍的大头贴。照片中的女孩身穿红色风衣，过肩的直发披散着，白皙的皮肤，一双大眼睛灵动活泼。可而今，眼前的聂水华皮肤蜡黄，手臂布满针孔，肚子隆起似有身孕，体重只有76斤。

　　聂水华说，她的出生或许就是一场悲剧。

　　1989年农历正月二十五，聂炳光办完父亲的丧事返回电厂上班。当天上午11点左右，从工地折回办公室的他听到一声婴儿啼哭，定睛一看，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新生女婴。女婴的襁褓中塞着一张红纸片，仅写着孩子的出生日期：一九八九年正月二十二。

　　之后，聂炳光打听找寻女婴父母一月未果，夫妻俩商量决定留下这个孩子。聂炳光给女婴取名“聂水华”。“水华”是莲花的别名，他希望女儿出淤泥而不染。当时，聂炳光夫妇已经生育了一儿两女。

　　“就算是勒紧裤腰带，也要将她养大成人”，聂炳光向记者回忆当时的情形，“水华小时候身体不好，经常哭闹离不开大人，晚上我和妻子轮流照看她。”在养父母的细心养育下，聂水华成长得乖巧懂事。2005年，初中毕业后，她跟随姐姐去广东佛山某制衣厂务工。

　　聂水华20岁生日那晚，聂炳光夫妇揭开了她的身世之谜，3人抱作一团号啕大哭。“告诉水华后，我心里就释然了，感觉完成了一名养父的使命。”老人推了推下滑的老花镜，抹去泪痕。

　　2012年农历正月十六，聂水华和邻村小伙领了结婚证，计划当年国庆节举行婚礼。她原以为，幸福来敲门了。可不料，2012年7月14日，她因多次头疼无力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尿毒症。这种病被称为“第二癌症”，只能通过换肾或者“透析”来维持生命。

　　从医院走出，聂炳光神情笃定地告诉妻子：“我要把肾给她。”第二天，他便带着女儿到长沙进行肾源配型。坐在长途车上，他拉着女儿的手说：“水华，别怕，爸爸哪怕死在手术台上，也要治好你。”

　　可是医院的配型结果显示不符合。“我恨自己不是她的亲生父亲。”忆及此处，聂炳光红了眼眶，“就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一定要治好她。”

　　2012年7月中旬，聂炳光通过媒体“寻亲救女”。历经半个月，聂水华的亲生父亲出现，但肾源配型也失败了。

　　聂水华只能一边做血透，一边等待合适肾源。为了节省住院费用，聂炳光每周用摩托车载着女儿，从南岳后山东湖镇南溪村翻到前山南华附三，往返要近3个小时。后来随着聂水华身体每况愈下，透析日渐频繁，聂炳光索性在镇上租了一间出租屋，一个月200元，老两口全心照料女儿。

　　“虽说不是我亲生的，但是这二十几年来，我们都把她当亲生孩子养，怎么能放弃呢？多好的一个姑娘。”唐秋莲指着和女儿的一张合影，潸然泪下。照片中，水华搂着母亲的脖子，两人笑靥如花。

　　求生：

　　铤而走险买假发票骗保

　　“我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身世，爸妈和姐姐哥哥都是那么的爱我。”聂水华说，正因为这份无私的爱，才连累了她的家人。

　　巨额的治疗费用，让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负债累累。聂炳光每个月1000元的退休金是全家主要的经济来源，可水华刚查出病的那一个月，聂家就共花去5万余元医疗费。

　　2012年7月某日，聂水华在湘雅三医院住院治疗，有几个陌生男人多次到其病房，询问是否需要假发票。昏暗中，水华仿佛看到了一线迷茫的希望。

　　自新农合医疗保险开始施行时，她就投了保。求生的欲望推着她走上了一条违法路。她说，“我已经豁出去了，暂时想不到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

　　聂水华告诉记者，当时做假发票的人跟她解释，得了这种病，需要很多钱治疗，他们可以帮忙做整套发票和清单资料，到时她回县农合办能多报销点钱，只要她出点费用。

　　“要是费用报不了那么多怎么办？”聂水华担忧地问道。“可以拿些其他人的身份证去报销，很方便。”听罢对方的解说，聂水华稍稍安神。

　　此后，2012年7月至12月间，聂水华先后用自己和亲友的身份证买回患高血压、肝硬化、心脏病、肺炎、骨折、卵巢癌等疾病住院的24份假医药费收据及假病历资料，回衡山后交由哥哥聂志军等人，去农合办骗取补偿款共计42万余元。据其交代，报销的这些钱她全部交现金给了父亲聂炳光，用来买药、做透析和支付开发票人的手续费。

　　聂志军曾问过妹妹这些多余的发票是怎么来的，且金额为何要比真实住院的钱多，聂水华解释，医院见她生了重病，她生病寻亲的事迹还上了新闻，就多给她开了一些票。

　　当时，聂炳光提醒过女儿“千万不要做假发票”，但对于父亲的隐忧，聂水华只感叹道，“多报销点钱，就能多活几年。我反正只报10万块钱来换肾，报满了就不报了。”

　　据聂水华交代，每次购买的假发票和资料，都需要支付票面5% ~ 10%的手续费。她每次找的制假人都不一样，而且都不认识，差不多都是30多岁的男子，并不会留下联络方式。最后一次开的发票是2012年11月底，“每次向他们买发票和病历资料时，都只有我一个人在场，他们要求秘密交易。”

　　愿望：

　　她想穿一次婚纱

　　2012年12月25日下午，聂志军听红十字会的熟人说，聂水华之前去农合办报销的发票有点问题。在接受检方询问时，聂志军坚称，他其后才被告知这些发票是别人“提篮子”帮妹妹搞来的。

　　10多年前，聂志军因盗窃罪获刑，“我从1995年坐牢到去年才假释回家，对现在的社会存在一定隔阂，有点脱节。如果早知道这是违法的，我绝对不会去做，我不想再坐牢了。”

　　停顿了半晌之后，聂志军表示，他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理解妹妹的做法，她也就是想活命。我没钱帮她治病，就帮她跑农合办报销，借身份证弄资料。”

　　不少聂家的亲友听闻了聂水华的病情后，都表示“只要不引火烧身，借个身份证，再帮她跑一趟农合办也不是什么大事，报销的钱就当是捐款给聂水华治病。”

　　聂炳光告诉记者，他这一生都愧对这些穷亲戚，“他们没钱借，只能借出自己的身份证。他们没有收取咱家任何好处费，连路费都是自己掏的。”

　　公安机关在办案时，要求曾经帮过忙报销的人都要到公安机关交代情况，退还赃款。“为了此事，我们家得罪了很多亲戚朋友。他们也没有这笔钱，经济着实也困难。”聂志军说，他和父亲又到处去拆东墙补西墙，借钱给那些亲戚去投案退款。

　　由于病魔突袭，聂水华计划的婚礼被无限期延后。去年年底，丈夫甚至向她提出离婚。但年初过生日许愿时，她还是希望能穿一次婚纱。

　　虽尚未正式办理离婚手续，但聂水华已改口称丈夫为“前男人”，“看透了，也就好了，幸好还有父母和家人陪着我。”

　　“我的一切梦想都被无限期延后了。希望能跨过这个寒冬，还想陪爸爸妈妈过一个温暖的新年。”说这些的时候，聂水华眼中滑过一抹亮光，又瞬间黯淡，紧接着眼泪扑簌。活着，对聂水华而言，是期许，更是奢望。

　　反思：

　　农民“救命钱”流失亟待重视

　　近日，衡山县人民法院审结此案。聂水华等人因诈骗罪获刑有期徒刑6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不等。因身体原因，聂水华被批准保外就医。

　　聂水华现在的全部生活就是伴着消毒气味和疼痛每周到医院透析两次。她真实的住院发票和住院治疗资料都留着放在家里，合计有近10万元。

　　因为骗保获刑，按照有关规定，聂水华这些真实发票不能去农合办报销。

　　“如果能法外开恩，让我们报销这些发票，孩子的生命或许能延长一些时日。”聂炳光说，看着孩子数日子过，他心如刀割。

　　在中国，尿毒症患者已逾百万，并以每年12万左右的速度在增加。昂贵的医院账单和不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让众多贫困患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透析患者总数已超过10万人，每年用于透析治疗的费用接近100亿元，但大部分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被挡在医院血透室之外。而聂水华这样的尿毒症患者，一旦离开了透析，他们最多活不过一个月。

　　用几百元购买假病历、假发票，就可报销巨额医疗费。制售假病历、假发票已形成了规模庞大、分工细致的地下产业链条，聂氏家族骗保并非个案。个别医疗机构甚至将农村医保当做非法敛财的“摇钱树”。

　　衡山县人民法院法官贺炳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法院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审理了此案。“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旨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返贫。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农医保的投入，目的是为了减轻广大住院患者的负担。可有人竟然打起农医保报销的主意，购买假发票来骗取报销款。这虽是亲情无助，却更是道德的沦丧。贺炳仁感慨，被告(聂水华)为社会弱势群体，原本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和经济压力的两重考验，却铤而走险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虽然其行为有值得同情之处，但更值得深思的是，“千难万难，也不能违法犯罪。诚实是人生的命脉，是一切价值的根基。”

　　为何假手续能通过层层审核骗走大笔“救命钱”？对此，衡山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工会主席何凌波告诉记者，这些伪造的病历和发票齐全，都盖有单位公章，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当前农村医保信息没有实现全国共享，基层医保工作人员缺乏甄别假手续的能力，农村医保才会成为诈骗犯罪侵害的重灾区，“我们也曾打电话到各家大医院进行核实，但他们大都强调要对病人情况保密，不愿告知。”

　　“农民‘救命钱’大量流失，亟待引起重视。”何凌波建议，国家应尽早建立全国医保管理查询信息共享系统，实现住院票证网络查询和住院时间、地点等基本信息查询共享，将医保卡使用情况记入个人诚信档案，直接与医保报销额度挂钩，并印制统一的防伪发票。此外，还应加强宣传，强化农民的诚信意识和守法意识。

　　何凌波表示，根据实际情况，农合办有望为聂水华报销她的真实票据，但是需要走一个严格的程序，“她本人需要打一个申请报告，详细说明情况，再将报告递交至衡山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协调管理委员会审查，考察审核后才能决定是否为其恢复医保。我们既要做到犯罪必究，也会考虑有难必帮。但是，若不能从制度层面加以反思，类似的事件或将继续上演。”

　　采访结束时，聂水华从自己那一整版的大头贴上剪了一张，送给记者。照片中的她露出甜甜的微笑，其背景上方有七个极小的黑色仿宋字，“我还是一无所有”。